一、

1979年，在那個剛重新開放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紙醉金迷一下沖擊到了許多國人的內心。

尤其是香港，成為了無數渴望“逆天改命”的貧困內地人心向往之之所。

而在聽說當時港英政府實行的“抵壘”政策（內地人只要成功抵達香港市區就可以獲得港人身份）即將取消之際，不少內地偷渡客也試圖做“最后一搏”。這些人當中自然也不乏一些亡命之徒、日后將整個香港社會攪得天翻地覆。

也是那一年，家徒四壁的20歲的湖南小伙、外號“小毛”的劉一賢，帶著一個塑料水桶、一張草席、一床棉被，就從老家株洲火車站出發，經由廣州、深圳、最后一路跋山涉水偷渡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沒有文化、又沒有特殊謀生技能的劉一賢，只能從最底層的黑工做起，嘗盡世態炎涼。

但這顯然不是劉一賢這樣的亡命徒想要在香港過的生活，既然通過正當職業沒法發家致富，那就只能鋌而走險，不走尋常路。

此時也沒人能料到，這個看起來平平無奇的“大圈仔”，日后會成為香港黑社會中赫赫有名的“金牌刺客”，制造了多起震驚全港的大案，跟14K、三合會社團大佬、乃至梅艷芳這樣的娛樂圈大明星扯上千絲萬縷的關系。

二、

到香港沒多久之后，劉一賢就跟著湖南老鄉加入了當時香港黑社會界赫赫有名的“湖南幫”。憑借一身好武藝以及敢打敢殺、不怕死的勁，劉一賢很快就在能人輩出的湖南幫打出了名堂，在幫中的地位也是扶搖直上。

當時社團但凡有什麼重要的火拼行動，尤其是那些見不得光的綁架、暗殺行徑，多讓劉一賢帶頭沖鋒，而劉一賢也因此成為了幫內的“行動組組長”，深得幫內大佬，被尊稱為"教父”、外號“盲忠”的梁忠之器重。

在80年代，以湖南幫為代表的大圈幫（專指內地來香港從事黑社會行動的這批亡命徒）可謂是無惡不作，打家劫舍、光天化日搶劫銀行、金店，當街和警方交火之事時有發生。

但進入90年代之后，隨著回歸腳步臨近，香港警方也開始加大對這些黑社會的打擊力度，這些幫派大佬自然也害怕遲早會被清算，紛紛開始“洗白上岸”，穿西裝、打領帶，拿大哥電話，扮起生意人，經營起了夜總會這些“正經生意”。而鑒于彼時香港娛樂產業的繁榮，這些社團大佬甚至開始把觸角伸向了娛樂圈。

不過雖然這些幫派分子披上了文明人的外衣，但骨子里那套黑社會的作風仍然改不了，一時間娛樂圈成了黑惡勢力洗錢的重災區，而那些人前光鮮亮麗的明星藝人，背后也在黑社會的控制和威脅下人人自危。這種局面尤其以1992年李連杰經紀人蔡子明遭到槍殺，全港藝人爆發反對黑社會勢力的大游行而達到頂峰。

不過蔡子明事件顯然只是一個開端，接下來的一系列命案更是把娛樂圈背后的黑惡勢力給揭了個底朝天，而劉一賢也成了其中的關鍵一環。

三、

1992年5月4日，就在蔡子明出殯的這天晚上，正和一幫友人在KTV歡唱的娛樂圈大姐大梅艷芳，遭遇到了一幫不速之客。

當時的梅艷芳正和新義安大佬、有著“尖東虎中虎”之稱的黃俊，以及“灣仔之虎”陳耀興走得很近。而這幫不速之客的帶頭人，正是和新義安積怨已久的14K堂主黃朗維。黃朗維顯然想把梅艷芳旗下的藝人業務攬到自己手上，大手一揮，開出百萬支票點名要梅艷芳唱歌并且幫自己拍戲。

梅艷芳顯然不愿意受此威脅，斷然拒絕。但她還是低估了黃朗維的狠毒，竟然完全不給她這個圈內大姐大的面子，上來就是一巴掌打在梅艷芳臉上，由此爆發了著名的“掌摑事件”。身陷囹圄的梅艷芳見兇惡的黃朗維軟硬不吃，只能找到向華強、陳嵐夫婦出面斡旋才暫時擺平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