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證婚。”

這是1925年10月4日，梁啟超在一封名為《寫給孩子們的信》里寫下的第一句話，這里的“孩子們”特別被指出：包括他的準兒媳林徽因。

這天之前一天，是中國傳統的情人節，也是詩人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禮。

梁啟超之所以會參加并成為這場他口中“極不情愿”婚禮的證婚人，與文豪胡適和張彭春的苦苦說情有關，這點，梁啟超自己在信中進行了說明。

徐志摩本是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可他在1921年為追求才女林徽因欲與原配妻子張幼儀離婚后，他在梁啟超眼里的形象就有了明顯變化。

梁啟超素來提倡一夫一妻制，即便后來與原配李蕙仙侍女王桂荃生下了子女，他也依舊與原配保持了原有的夫妻關系。

在那個由舊封建時代走向新時代的過渡年月，“離婚”二字依舊非常新奇，所以，當徐志摩提出想與尚在孕期的張幼儀解除婚約時，梁啟超相當“震驚”。

徐志摩與張幼儀

梁啟超對弟子徐志摩這種開創性的舉動懷著各種復雜情緒，這情緒里除了鄙夷、不解、憤怒外，還有一絲絲的擔憂。因為徐志摩準備離婚之時，他自己的親生兒子梁思成正與徐志摩要追的才女林徽因熱戀。

梁啟超非常看重長子梁思成的未來，所以他也非常看重兒子的婚姻，林徽因是他為兒子長遠考慮選定的最佳兒媳。

雖然徐志摩準備離婚時，梁思成與林徽因已經陷入了熱戀，可畢竟兩人尚未結婚。在不知此前徐志摩與林徽因在歐洲感情發展到何種程度的情況下， 梁啟超心里隱隱有些擔心。

梁啟超以過來人的身份看過去，深覺徐志摩會是梁思成感情里的一大坎。畢竟，相比徐志摩，梁思成不僅還未有太多戀愛經歷還相對更年輕。

為了阻止徐志摩“破壞”兒子的好姻緣，梁啟超第一時間以老師的名義給學生徐志摩去了一封長信。這封長信，自然是勸導徐志摩打消離婚念頭、好好過日子。他寫到：

“萬不容以他人苦痛，易自己之快樂。”

梁啟超還在信里闡述了任性而為的可能后果，在信的末尾他嘆到：

“死猶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能自拔，嗚呼志摩，無可懼耶！無可懼耶！ ”

這話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就是說：你這樣做很可能會就此墮落到生不如死的境地。總之，梁啟超此信就是一封站在老師角度的勸導信，勸弟子“回頭是岸”。

可徐志摩豈會因為老師的一封信就回頭？顯然不會！即便這個老師是自己最敬重的恩師。實際上，此時的徐志摩不僅不肯回頭，反而在收到老師的信后有“斗志愈發昂揚”的趨勢。

徐志摩打心眼里覺得，梁啟超此舉多少是為自己兒子計，而非真的替作為學生的自己著想。畢竟，此刻的自己是老師兒子的情敵。

一代情圣徐志摩怎會在愛情遇到外力，尤其來自情敵一方外力時后退？當然不會。收到信后，徐志摩立馬在一封名為《致梁啟超》的信里這樣寫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兇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徐志摩這段文采飛揚的回話意思非常明確：我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追尋愛情！這是我靈魂的選擇。

緊接著，徐志摩還向老師表達了他為愛情將把世間一切視為坦然的心境，他說：

“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

徐志摩這一句的意思是說：“老師您聽好啦，我會盡快回國來找我惟一的靈魂伴侶林徽因，得到她，算我幸運；得不到，就是命。我很坦然。”

回信后不久的1922年3月，原配張幼儀為自己生下幼子彼得后不久，徐志摩就帶著金岳霖等好友證人前往張幼儀所在的德國，逼迫尚在月子里的她簽離婚協議。

隨后，徐志摩還登報聲明自己已與原配解除婚約。他還在此后寫下了那首著名的《笑解煩惱結》送給前妻做紀念，以表達他的喜悅之情。

在梁啟超眼里，徐志摩的種種行為和瘋子幾乎沒有兩樣。“瘋子”是誰都畏懼的，即便身為他的老師，梁啟超也有些害怕。

人在害怕時往往會做出相應的舉措緩解恐懼，梁啟超也做了很多。在徐志摩回國前，他開始百般撮合自己兒子和林徽因的感情，他甚至還將自己創辦的圖書館專門給兩個年輕人“學習”用。

有如此神助攻的父親，梁思成的勝算自然多了三分。

于是，當徐志摩火急火燎地從國外趕回時，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經發展到了讓他無法想象的戀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