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打胎很普遍，某種程度上還是“拯救婦女”的手段，但至少她認為，有無打胎需要是根據現實情況去做出抉擇：可能是無力撫養，又可能是子女過多。但是徐志摩沒有告訴她具體原因，他純粹是為了追逐西方的倫理潮流，無疑他的思想已經被全盤西化了。而張幼儀呢，她則徹底被儒家“出嫁從夫”的思想奴化了，因為她決定聽話照做——“我要盡最大努力去打胎，即使冒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

起初，張幼儀向一位鄰居胡女士咨詢了打胎事宜，但因打胎費太貴介懷，公公徐申如的支票又還沒到，就擱置了。

到了九月初，徐志摩已不再提打胎的事。

張幼儀心想，徐志摩還會處理這件事情嗎？還是說改變心意了？可她腦子里從沒閃爍過“事出反常必有妖”這個邏輯常識。

肚子一天天變大，就在她期待事情會發生轉變的某一天，徐志摩凈身出戶，離家出走了。他什麼都沒帶，也沒留下任何留言，是以人間蒸發的方式離開的，就連和他同住的朋友郭虞裳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張幼儀嚇得差點要報人口失蹤案，雖然她不懂得怎樣報警。

過了一個星期，確認徐志摩不會回來后，郭虞裳識趣地離開了沙士頓小屋，張幼儀成為了沙士頓小屋最后一位留守的客人。她空虛得一度干坐在漆黑的小屋里發呆，嘴里喃喃道：“徐志摩這樣拋棄我，不正是安著要我去死的心嗎？”

當天晚上，她為自己和孩子策劃了三種死法：“我可以一頭撞死在陽臺上，或是栽進池塘里淹死，也可以關上所有窗戶，扭開瓦斯。

”

每一種死法都拖泥帶水，不夠干脆利落，她何罪之有要遭受自殘的痛苦。但此刻她的絕望已將她推至重度抑郁——《沙士頓一中國籍孕婦出租屋自殺，一尸兩命！》的頭版新聞，很可能會在尸體發臭后的某個清晨，出現在徐志摩的晨讀報紙上。

幸運的是，傳統儒家思想救了她。

我記起《孝經》上的第一個孝道基本守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于是我打斷了這種病態的想法。這樣的教誨好像一輩子都揮之不去。

接下來的頭兩天，她嘗試著自己一個人過活，但很快她就意識到，自己已經是一個行動不便，需要人照顧的孕婦了。除此之外，她還陸續意識到，繼續留在這里，女子獨居的危險會增加，流產的風險會增加，更要命的是手頭上只剩一點點買菜錢了。

圖 | 二哥張君勱與徐志摩

徐志摩出走前，二哥曾來看望過她。眼下唯一的辦法，只能向身在歐洲的二哥求救了。

在張幼儀三歲那年，張君勱曾豪言壯語夸下海口說：“要是沒人娶她，我會照顧她。”

收到妹妹的求救信后，他立馬兌現承諾：“萬勿打胎，兄愿收養。拋卻諸事，前來巴黎。”

長兄如父，張幼儀決定投奔二哥。

離開沙士頓小屋的最后一個晚上，她給自己燒了頓白飯加包心菜的簡單晚飯，然后打開所有電燈獨自坐在屋里，靜靜地哭......

圖 | 1937年，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時攝

他沒有給孩子半句交代

1921年的秋天，張幼儀迎著英吉利海峽的海風，來到了法國巴黎住進二哥家。

二哥勸慰她，打胎對身體百害無一利，如果無法撫養肚子里的孩子，他愿意收養。

張幼儀感謝二哥的好意，痛定思痛過后，她告訴二哥，要把孩子生下來，獨自撫養。

在前往巴黎的漫長旅途中，她想明白了自己與徐志摩之間的關系，由始至終都沒有愛，只是基于婚姻契約來維持雙向責任。如今徐志摩已經不再對自己負責任了，自己也就不再需要聽從徐志摩的吩咐了。而現在，自己最需要做的就是對自己的孩子負責任——“我可不愿意像徐志摩突然把我丟下那樣，遺棄我的小孩。”

懷孕的第四個月，張幼儀被二哥安排到了鄉下一對朋友劉文島夫婦家里住。臨走前，張君勱忠告她：“你的想法過時了，離婚是你唯一的出路。”

張幼儀點點頭不說話，她深信二哥說的話是對的，但她需要一段時間來做思想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