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年，東漢的政局來到了一個全新的節點，因為就在是年四月，司徒王允聯和飛將軍呂布將「霍亂朝綱」的西涼太守董卓誅殺在宮門之外。

顯然，董卓一死，漢獻帝劉協被「釋放」了出來，舉國歡慶。所有人都期盼著，在皇帝劉協的領導下，在王允等一眾大臣的輔助下，大漢能再治朝綱、再塑輝煌，爭取再來一個「光武中興」。

到底能不能呢？

當然能，不過之前也有些比較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比如仍有近10萬之眾的西涼叛軍，王允要接受其二將李傕郭汜的投誠才行。

說實話，司徒王允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個「謀略家」，而不是「政治家」。

想當初，王允為了誅殺董卓而「委身事之」，跟隨獻帝劉協到達長安。在將近一年多的時間里，王允小心翼翼、私下規劃，終于成功地利用到呂布和董卓之間的矛盾，將呂布納入自己麾下，才最終將董卓斬殺（192年四月），其謀略不可謂不縝密

——《三國演義》對此的描繪就更為精彩，甚至創造出了「閉月羞花」的美女貂蟬來，上演了「色誘呂董」的戲碼。

然而，殺董卓不易，董卓的「身后事」處理起來就更加艱難。

董卓死后，其「身后事」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董卓親族、「近臣」的處理；二是對于董卓舊部即西涼軍的處置。

前者的處理沒什麼大問題。董卓的親族也好，「近臣」也好，該殺的殺，該流放的流放，沒有什麼問題，也沒什麼難度。

后者呢？

也就是對西涼軍的處置該如何進行呢？

這令王允感到困惑！

情理上講，為禍京師的是董卓，而不是他的手下。考慮到政局的穩定，最好的方案就是對西涼軍進行政治安撫，以使其歸順朝廷，最起碼別再起兵麾。這樣做于國于家于民都有好處，屬于是一種「和平過渡」；稍差一點的方案是將其將領一并誅殺，但這樣做一來手里要有兵，鎮得住，二來速度要快，以防這些叛將被逼急了，「引兵反」。

起初，呂布建議王允「盡殺董卓部曲」。不過，王允不同意，說：

「此輩無罪，不可」。

呂布一看，既然你不同意，那你肯定是想「安撫」他們，那就給他們點好處吧，「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

呂布一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自己看著辦吧？呂布也不管了。

后來，王允又和仆射士孫瑞商量，準備赦免董卓手下，但不久，他又自我懷疑：

「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

再后來，又有人建議王允收編西涼軍：

「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留陜以安撫之」。

他也沒同意。

這幾個方案在王允的腦子里轉來轉去，但他卻始終拿不定主意。時間就這樣被一點一點的浪費掉。

另一邊，時間久了，面對朝廷的「不表態」，西涼軍的將領們也犯嘀咕：「朝廷這是幾個意思啊？」

瞎想害死人！

終于，這些將領們受不了了，聚在一起商量對策：

「蔡伯喈（音‘結’）但以董公厚尚從坐；今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耳」。

「伯階」是東漢末著名史學家、高陽候蔡邕的字——董卓生前待其不薄。董卓死后，蔡邕曾在王允身旁就座，聽到董卓的死訊后不合時宜地「驚嘆」了一聲。這本來是小事一樁，卻被王允小題大做，認定蔡邕同情董卓，感恩他生前的恩惠。于是，王允便把蔡邕關進了大牢。

蔡邕本來就沒那個意思，自然是要辯解，并愿意「黥首刖足」以謝罪，但王允還是不依不饒地殺了他——或許，王允就是想以此立威吧？

西涼的將領們以蔡邕的遭遇自比，實際上是想說，王允無容人之量，即便妥協，也難逃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