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之時，軍隊仍有相當實力。在明末農民起義打擊下，雖有部分明朝官軍遭滅頂之災，但起義未涉及地區，明軍實力得以保存。

尤其是南京，北都陷落后，迅速成為南明政治、軍事中心。弘光朝計餉在編正規軍至少30萬，諸鎮中，武昌左良玉兵「兵八十萬，號百萬」。

「最強」者高杰，數雖「不及良玉遠甚」，但擁有李本深、李成棟、楊繩武、王之綱、賀大成、胡茂禎、張鵬程等十多員戰將，集中明軍殘存山陜精銳，具有很強戰斗力。督師史可法曾傾注全力，感以忠義，時人有「虧殺老媒婆，走江又走淮」之謠，在這支軍隊身上寄托著強烈的中興希望。

榆林黃得功，驍勇敢戰，軍中號為「黃闖子」。守廬州，張獻忠知難而走，扼板子磯，左良玉兵鋒受挫，尤難能可貴不似劉澤清等依托馬、阮，遙執朝政，而獨不相附，最終與降將劉良佐等殊死決戰，以身殉國。

可見，南明軍隊數量龐大，戰斗力也不低，但受制于重文輕武的歷史傳統，「總督之令不能行于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于士卒」

，領兵將領「非脧削為事，則框懦不前」，南明小朝廷中「武臣風尚」盛行，跋扈不聽號令，挾私干涉朝政，臨難逃之天天，如左良玉、劉澤清之與弘光政權，鄭芝龍之與隆武朝廷等均為典型。

1、清朝如何消化明朝「降兵」？

清軍南下途中，三次大規模收編原明官兵，總數將近50萬。

順治二年五月，清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南下，途中招降興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廣昌伯劉良佐、提督李本深及總兵胡茂禎、張天祿、張天福兄弟等23員，馬步兵共23.83萬余人；

順治二年閏六月，清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接收左良玉余部，包括其子左夢庚及總兵12人，馬步兵10萬人，大小船只4萬艘；

順治四年六月，清征南大將軍博洛平定福建，收降南明國公鄭芝龍等大小官員291人，馬步兵11.3萬人，尚未包括在蘇杭等地接收文武官員60人，兵馬25080人，浙東、金華等地收降文武官員314人，馬步兵14370人。

清入關前，鑒于將與「流寇角」，對歸降明兵采取「從軍自便」，充當「前驅」的政策。遼東總兵吳三桂開關降清，「分隸步騎兵二萬，先驅討賊」。副將南一魁降阿濟格軍前，「令前驅」，招撫延綏，進攻西安，駐守寧夏。河南懷慶總兵董學禮降清后，「為大兵前探」，進征關陜。

清廷利用降將充當前驅，與農民軍及南明作戰，輕而易舉地消化了原明軍隊，存留者編入清軍，成為清朝最早的綠營將士。隨著清軍戰線不斷推進，綠營亦承擔鎮守之責。

順治元年八月，「設鎮守易州、衛輝、懷慶、膠州、柳溝等處官兵」

，為清廷設置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經制綠營之始。各地分設總兵或副將，下隸參將、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等，各領兵丁1000名至5000名不等。

順治二年四月，陜西等地經制官兵建立，寧夏、甘肅、漢羌、延綏、固原、臨洮總兵，或以原明總兵、副將調任、升署，或起用旗下章京、牛錄，綠營設置步入正軌。

八月，定綠營鎮兵月餉，馬兵月銀二兩，戰兵月銀一兩五錢，守兵月銀一兩，綠營建置儼然定制。至順治八、九年間，廣東、廣西經制官兵設立，綠營建置已趨完成。

除云貴未入版圖外，共設13個行省綠營經制官兵，轄員60萬。

綠營的建立，是清朝統治者繼承明朝歷史遺產，發展和完善明代鎮戍制度的結果，不僅綠營的管轄系統、將領名稱等完全照搬明代，其鎮守和作戰功能也被繼承下來，成為維護清朝統治的有力工具。

清承明制，設置綠營，相對于清朝固有的八旗制度是一革新。作為軍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和軍事制度，八旗制度是與滿族傳統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不能用以改造建立在漢族成熟封建制基礎上的軍隊。據以往八旗「分養國人」

之制，八旗貴族斷不能分養數量如此龐大的「國人」。

既要處置不斷歸降的明軍，又不能繼續像在關外那樣，將這些明軍作為「漢軍」附在八旗之內，那樣明顯地會造成喧賓奪主的結果，滿族貴族也不能接受。

這就必須在八旗之外采取別的軍事制度，明朝現成的成熟的軍事制度，為清廷所采納，只要增加適當的控馭，其他并不需要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