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清初綠營將領卻難以接受，接二連三的降將反正事件，明顯具有相同背景。

順治四年（1647）六月十一日，鄖陽總兵王光恩弟王光泰、王昌兄弟因兄被逮，奮起反抗，殺清吏，據鄖陽、襄陽，改稱永歷年號。

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左良玉舊部、江西提督金聲桓殺清巡按董學成，擒巡撫章于天，宣布反正；四月十日，南明四鎮高杰舊部、廣東提督李成棟反正，挾持「沖鋒陷陣皆依成棟」的兩廣總督佟養甲附從；同月，還有清湖南辰常道戴國士、黎靖總兵陳友龍反正歸明；十二月三日，山西大同總兵姜瓖不愿「坐而守死」，舉兵反清，之前尚有虞胤、韓昭宣起義，山西大半為抗清勢力控制，影響所及，陜北駐軍王永強、劉登樓等紛紛倒戈，順治五、六年間，反正風行南北，東起五臺山、西至嘉峪關，北方黃土高原大部被出自清營的反正力量占領，與入關之初安然降順截然不同，形成全國性的第二次抗清[高·潮]。

清攝政王多爾袞于七年三月親至大同督戰，因聞多鐸病重始歸。內外交困的多爾袞甚至因此停滯「篡逆」步伐，進而可能影響他的統治信念。

清軍內部矛盾，為南明勢力的滲透、影響提供前提條件。

「江南義士響應蜂起，虜中諸將必有內變。」金聲桓處，早在順治二年即有饒州道臣夏金雨受黃道周「密札招撫金賊」，黃道周甚至欲「益遣人招徠，一面出師乘虛入南昌」。

可見反正的外部條件已臻成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矛盾激化，這是清初民族斗爭在清軍內部的反映。歷史的繼承性難以割斷，長期以來養成的武人習氣，使這批綠營將領比起朝中文官更難適應現實，血氣方剛的武將很容易采取鋌而走險的方式進行反抗。

數十萬驕悍之兵固已變為「靼韃」，但雙方相與為用，鉤心斗角，討價還價，甚至不惜翻臉成仇，兵戈相向，總之，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場痛苦歷練。

此外，清初八旗駐防制是一種更番出征、輪換休整的鎮戍制，占領江南后，清軍戰線大大拉長，駐防地點不斷增加，八旗兵力早已不敷分配。順治二年八月二十日，抽調「各牛錄未出征所留之護軍一、御林軍一」出征，隨又渝征返之章京、兵丁等，也「應整治器械，其無馬者，應火速買馬后前往」。

故對被占領地區只能以少量滿洲八旗官兵輪番駐防作為威懾力量，并因氣候、地形等不利因素，不能不將大部地區交予降將鎮守。吳三桂、漢三王軍初步平定陜北、湖南后一度回到關外，但順治五年再度入關，這不僅反映清廷對降將不信任，也為降將重新估計清軍實力提供了條件。

4、滿清對待明朝「降將」

的手段

除反正者外，清軍內部還有一批墻頭草，準備隨風而偃。

順治六年九月，南明巡撫瞿式耜上書永歷帝，曾提到湖南辰常總兵馬蛟麟「久有反正之心」，與江、浙提鎮張天祿、田雄、馬進寶、卜從善等，「皆平昔關通密約，各懷觀望」，聲氣相通。

順治十二年，閩浙總督佟岱（屯泰）揭發張天祿通于魯定西侯張名振，田雄亦與張煌言聯系，故張氏以為他們服務清政權是「逢場作戲」。清浙江臺州守將張承恩雖「反正之形未著，謠傳已喧于遠近」。

而湖南常德守將胡茂禎更有歸順之意，曾傳話孫可望部將：「只待大師（指明軍）到常德，我不打仗就順」，清廷也在掌握之中。可見，玄黃未判之際，降將多有曖昧。他們在明清角逐中審時度勢，隨時準備順風而偃。

這種現象，不僅使抗清勢力有機可乘，也加重了清廷的不信任。清廷與降將之間是雙方互疑互動的關系。

清廷對付降將也頗有一套。最倒霉的是被編入旗下受到嚴密監視乃至羅織罪名被殺掉的：

一是河南地方武裝領袖李際遇；一是原明跋扈軍閥、東平侯劉澤清；一是投降之際討價還價、不安其位的總兵高進忠，三人最為著名。

李際遇是明末與沈萬登、劉洪起并稱的河南三大「土寨豪首」之一，與李自成農民軍及明朝官軍都保持一定距離，在彼此攻殺中擁兵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