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恰好貼合了陳芝秀的個人生活情趣追求。
陳芝秀在第二年同赴法國,自學法語并在巴黎學習雕塑,后發表文章《我們需要一個調和的藝術空氣》,她主張應創建“詠唱描繪的公園”。
為此,于巴黎第14區48號的家中,陳芝秀總會邀請中國留學生一起聚會,暢談藝術,她還會給大家做拿手的中國菜。
陳芝秀會將房屋收拾得特別干凈,把自己也打扮得漂亮,時常轉商場購買家居用品,在浪漫的巴黎過著如手風琴般輕快、舒適的生活。
1931年出生的常沙娜,記錄了這段歡快的日子:
“在我記憶里,媽媽漂亮,打扮入時,非常愛我,而且非常能干,會織好看的毛衣……媽媽在雕塑系學得很不錯,還拿到了獎學金……”
陳芝秀
可與常書鴻不同的是,作為大家閨秀,這般的生活本就“理所應當”,如父母為其種下的果實,她隨便一伸手便能抓得到。
懷揣著“藝術夢”的常書鴻,他的努力與追逐是對西洋藝術的崇拜,以到達心目中的“羅馬”,得到的一切均是來之不易。
夫妻二人在留法學生眼里,是“佳偶天成”,實際上二人的人生理想并無太多“接軌”之處。
恰好接洽,意味著有磨合的可能性,如果說在搶救敦煌藝術上,常書鴻是“功臣”,二人婚姻中更為主動的經營者則是陳芝秀。
常書鴻以陳芝秀為模特創作的《病婦》
昏黃燈影下,陳芝秀身著紅色旗袍,將笛子放在嘴邊,雙眉微微皺了起來,幾分難訴的凄婉神情,被常書鴻描繪在了作品《鄉愁曲》中。
該作品在里昂獲獎,反映了海外游子愛國的情感,能夠如此動人,功勞除了常書鴻精妙的筆觸,也有陳芝秀作為“模特”出色的表現力。
陳芝秀以“模特”身份,在日常生活與常書鴻之外,也努力地與他的事業“接軌”。
然而那“紅色旗袍”卻終究被藍印花布制成的衣服所替代。
十年婚姻于法國形成的穩定根基,被1935年巴黎塞納河畔舊書攤上的那本由希伯和編輯的《敦煌石窟圖錄》輕易“摧毀”。
二人的婚姻也如浮萍一般,看似牽扯不斷卻再無強大的根系牽連。
常書鴻1935年畫的《沙娜像》
“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現在面對祖國的如此悠久的文化歷史,真是慚愧之極。”
常書鴻在文章《鐵馬叮咚》中曾經如此描寫自己看到敦煌卷子畫后的感受,他深為東方文化震撼,同時對敦煌藝術的高度感到驚異不已。
正如他對于西洋藝術幾次三番地追求一樣,他回國追尋敦煌藝術的決定同樣堅定決絕,這符合他一貫的處事方法。
然而,這個決定所帶來的“副產品”上的變化,卻未能那麼幸運地與陳芝秀契合。
他只是失掉了一杯法國清晨的咖啡,但夢想依舊鮮活,而陳芝秀卻因此失掉了生活理想,失掉了她的“紅色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