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常書鴻在巴黎畫的《畫家家庭》
“我們一定要去敦煌!”
“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里看看,那里的彩塑漂亮極了,你一定會驚訝的,你是搞藝術的!”
自從1943年2月常書鴻帶著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員動身去了敦煌后,到了秋天常書鴻回重慶辦事,依舊在做著陳芝秀的工作。
二人的朋友呂斯百也出面勸說:
“芝秀,你就隨書鴻吧,他有他的事業,你到那里也可以搞雕塑,你們在那里,將來我們也會常去的。”
然而在1946年時,常書鴻鳳凰山上的好友,卻都變了語氣,埋怨常書鴻“書鴻,你做得太絕了!”
而常書鴻則回復說:“不是這樣,走的是她呀!我沒有辦法,是她對不起我,對不起沙娜和嘉陵!
從二人回國到陳芝秀離開,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坎坷,才釀成了這樣的悲劇,其中核心的原因,或許可以稍作總結,常書鴻:
忽略了陳芝秀“失去紅旗袍”的悲傷;
忽略了“藍印花布衣”未能給她撫平的內心痛苦;
忽略了褪下“在荒漠中踩著高跟鞋”給陳芝秀帶來的落寞。
陳芝秀、常書鴻與女兒常沙娜
“藍印花布衣”是1939年陳芝秀所換上的一套地方民間的新衣。
此時距離她聽從常書鴻的回國請求,1937年帶著女兒回國已經過去了兩年。
而在這兩年當中,常書鴻還未能得償所愿踏上“敦煌之旅”,短暫地在北平國立藝專出任過教授和西畫系主任。
其余的時間便是帶著一家人在動亂下逃跑,從上海、杭州,一路轉移至江西、湖南、貴州。
1939年2月4日,國立藝專的隊伍從湖南沅陵搬到了貴陽,暫住在一家賓館內,動亂卻也落在了這里。
陳芝秀拉著女兒鉆到了餐桌地下,那一天,橫七豎八躺著的歿人,恐怖的景象讓她精神上遭受巨大崩潰。
結束后,陳芝秀和女兒被送進了貴陽的天主教會,從此陳芝秀開始誠心誠意地感激上帝,并皈依了天主教。
陳芝秀與女兒常沙娜
在教會住了一段時間后,陳芝秀精神狀態好了很多,穿上“藍印花布衣”準備重新開始。
1940年,常書鴻在重慶謀得了一個教育部下轄的職位,一家人才重慶鳳凰山山頂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
“我真的不想去。從藝術上講,他有他的追求,從我的角度,藝術也可以是考慮的一個方面。”
“可那是佛教石窟啊,我們信的是天主教,怎麼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
在重慶安穩地居住兩年后,1942年,常書鴻又一次提出“搬家”,而這一次的目的地,便是他夢想中的“敦煌”。
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在西北考察后提出“建立敦煌研究所”的提案,梁思成便推舉常書鴻擔任了所長。
常書鴻離開重慶時,梁思成送了他四個字“破釜沉舟”。
常書鴻自然也是同樣的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