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桓王妃體貼地說：“王爺必有公事要同宋三哥商議，只管去便了。我與阿王和侍女們看看文章便可消磨時光。”

　　周王匆匆與她道別，拿著手中那篇文稿徑自找上宋時，與他商議送書進京之事。

　　也不光是正在印的這套，他覺得依桓凌寫這套文稿的精神，只怕走到哪里就要寫到哪里，終歸要寫出一部《草原志》來。

　　他打算請宋時動手，將桓凌以后寄來的稿子也都如這般整理編訂成書，做一套供后世人借鑒的名物志、地理志。

　　他將書稿擱回宋時手中，起身拱手：“并非我不知道宋舅兄勞碌，但你與桓舅兄心意相通，見一知十，唯你能從他的文章中推知天地物象原由，并能教軍民百姓運用之道。”

　　凡桓凌寫到的東西，他都能注明其緣由、背后所蘊藏的天道，于人的用處、危險與規避之法，以后國人往大邊外去都可用到。

　　換一個人或許也博學多聞，知道草原上的蘑菇為何長成個菇圈，如何用黃油煎蘑菇，但卻少有知道龍卷風天象背后蘊含的大氣變化之理，更難知道如何躲避——

　　這又是他在福建代理過數年民政，見多識廣的好處了。

　　周王以皇子之尊，連襟之親，親自行禮請托，宋時如何能推辭？他扶住周王的胳膊，稍一用力就把他的小身板兒托了起來，溫聲道：“怎敢當殿下大禮？這本就是我份內的事，能得殿下支持，將桓僉憲在草原上辛苦寫就的文章呈進御前，是我們二人的榮幸。”

　　他本來就想隨便把小師兄的稿子集一集，做本蒙古游記，能搭上宮廷線，被收藏進中秘庫，這書以后可就厲害了！

　　哪怕原書傳不到幾百年后，起碼也得在類《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這樣的天下圖書集合里留個名字。

　　他們倆作者也算是青史留名了！

　　他激動起來，把周王擺穩當了，自己反過來施了一禮：“該是我謝殿下的愛重才是。我那本書便托付殿下送至御前了。至于殿下有意教普通百姓也能知道邊外草原之事，那倒更容易——桓師兄也會寫那等如白詩般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文章。回頭我整理一下他寄來的稿子，在報上刊出些講草原趣事的小品便是。”

　　桓凌豈止是會寫通俗文章，他寄來的這一箱都是白話文，可以直接上報。

　　其實本朝百姓說話已經都是白話，和現代漢語差不了多少，公文里也有“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這樣淺近的文字。就是把桓凌那些稿子直接刊到報紙上，只要說一聲是為了百姓易懂特地改的，估計也沒人能看出真相。

　　他們小師兄寫的那麼好的小論文，如果都只刊到晉江網上，不能讓世人看見，那也未免太暴殄天物了。

　　宋皇親大包大攬地說：“改這稿極容易，殿下不必擔心，我先改幾篇百姓喜聞樂見的，譬如做吃食之類的文章，叫百姓們知道草原上的牧民也和咱們鄭人一般是要吃喝的，不是什麼天生就會殺人的妖怪。”

　　他的文章頂著桓凌的名字印制成書，桓凌的文章卻要頂著他的名字進資料庫、上報紙，這際遇也是相當奇妙了。

　　兩位聯襟都是說干就干的人，不過幾天之后，漢中經濟報上就出了《走進草原》專欄，供稿人一欄赫然印著當今聲名最著，無論才學還是私生活都受盡天下人關注的宋三元。

　　只這宋時兩個字登在報上，漢中經濟報的銷量就猛增了數倍。各地書商也都看出商機，不光大肆采購漢中經濟報，自辦的報紙上也都開辟了一個宋三元專欄，專門轉載他的文章。

　　而在這一片狂熱的追捧中，他親自翻譯、排版、設計包裝的《北行錄》也被周王派人送上京，遞到了天子案頭。

　　這套書只是依北行的順序編寫，內容詳實，涉及軍政兩項，不像他發在報上的那些只介紹草原風情、草原美食的散文。

　　天子畢竟不是百姓，能令圣上喜歡的自非當地新鮮動人的習俗，而是能用于軍民兩政的內容。

　　虜寇距他們九邊各鎮極近，近得隨時都能襲掠邊關各府州；但又離他們極遠，遠得這百十年間大鄭朝廷都不知虜廷內部世系代序，大汗姓名、戰績，有什麼名將能臣云云。

　　直到這回順義王歸降，朝廷對韃靼大汗等的了解才更深入一些。而桓凌的《北行錄》中記下了些順義王也不曾提過的部族來歷、族譜、族中擅戰之士，還有許多過去的戰事和他們與鄭人交戰中得到的經驗總結，習慣用的戰法……

　　從前他們只知己不知彼，以后出戰，終于可以知己知彼了。

　　天子微微一笑，想起遠在關外的次子，回眸問御前太監：“周王送來的人可曾說過這書給了齊王沒有？”

　　有。周王殿下愛護弟弟，書中有這些關系草原上戰事成敗的東西，又豈能不送一套給正在邊外抗敵的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