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諸多案件中，影響最大的頂兇案當屬光緒七年的河南王樹汶案。

此案涉及官員眾多，情節十分離奇，我們可以從中以小窺大感受到清朝中末期官場的混亂。

此案主角王樹汶是南陽胥吏胡體安家中的一個小小雜役。

他的主人胡安體表面上是個正派的公家人員，背地里卻常常利用職務之便干一些打家劫舍的惡事。

終于，他的罪行被發現并揭發到官府。

苦主本以為胡安體就要這麼伏法認罪，誰知他竟用積累多年的金銀買通了縣里的吏卒，將雜役王樹汶抓去頂替他的名字入獄。

王樹汶自知反抗無門，又被胡安體欺騙說只是判刑幾年，不會被判死罪，于是只得認栽。

誰知胡安體盜竊多年，已成巨盜，不殺他難以平民憤，縣令馬翥更是好大喜功，于是草草定案。

可憐的王樹汶就這麼被推上了刑場。

心中有冤的王樹汶自然不服，于是大庭廣眾下高呼自己冤屈，又說出了為人頂罪的真相。

河南巡撫涂宗瀛聞訊命人就此展開了調查。要將王樹汶之父王季福找到，當場認親，以此證明他并非胡安體。

案子到這本該水落石出，但偏偏這時涂宗瀛升任總督，被調離了此地。而接替他職位的李鶴年與原本二審此案的知府任愷關系密切，有意對其偏袒。

于是在王樹汶已經與其父王季福相認的情況下，李鶴年仍給他判了個強盜從犯之罪。

按大清律法，只要是強盜，一律死刑。這樣，原本涉及王樹汶此案的官員都可以免于承擔責任。

這樣有失公允的判決自然受到了秉公執法官員的彈劾，消息上報到京城，朝廷命河道總督梅啟照處理此案。

但梅啟超的部下亦與李鶴年有許多藕斷絲連，梅啟超不愿傷及自己陣營的利益，幾經思考下，最終仍要維持原判。

此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朝廷為服眾，又派出刑部再次徹查。最終，在刑部大臣趙舒翹的幾個月的反復調查下，層層黑幕終于被剝去，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最終，皇帝下令，嚴處涉案大臣梅啟超與李鶴年等人，王樹汶無罪釋放，一樁冤案終于得以昭雪。

在這樁一波三折的奇案中，一些官員們貪贓受賄，枉顧律法。

另一些地方官員們更是好大喜功，不曾妥善處理案件。

在事發之后，官吏們為規避處分，而百般周旋，彼此間層層庇護。這樣的官場氛圍，也助長了頂兇之風。

梳理其案件過程，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清代司法領域及吏治方面的沉疴積弊。

而司法環節運行的不暢也在實際上大大削弱了刑法本身的正義性，導致民不畏法，法難束民。

而清朝司法制度的本身便源自于封建專制體制，在這樣的官僚集體鏈條下，天然便極其容易萌發權錢交易、權權相護的罪惡花朵。

雖然清朝朝廷在之后也對頂兇的懲處規定作出了變化調節，增加了對不同情況的細化追責，但在司法實踐層面卻仍然未達到震懾遏制的目的，這樣的情況一直維持到清朝滅亡，也沒有太大改善。

結語

為富者面對宰白鴨習以為常，貧困者面對自己被壓迫的慘淡現實麻木不仁，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個時代下的悲劇產物。

而「宰白鴨」，只是作為清朝各種落后陋習的萬千寫照之一。

在貧富不均與封建體制弊端的雙雙重壓下，司法被踐踏，公正被摧毀，

而今人回顧那段歷史，不禁會感嘆于舊中國的黑暗與腐朽，連最應掌握正義的司法機構都如此亂象頻出，足見這個龐大帝國的日暮西山。

在面對這一切民間悲劇而扼腕感嘆之余，我們更應該以史為鑒，常常自我警惕與反思。

參考文獻：

[1] 安廣祿，清朝的「宰白鴨」[J]文史天地 2005（08）：58-59.

[2] 張建偉， 一波三折的王樹汶案[J]法律文化周報，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