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中華上下五千年”，這里的五千年指的就是我們國家的文明史，也就是人類脫離茹毛飲血的氏族群居階段，步入文明社會，出現了國家和高等級的社會組織。

但中西方對于“文明”的判定標準卻存在一定差異。

比如中國古代典籍中對文明的解釋是“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對此，唐朝經學家孔穎達解釋說“

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簡單來說就是起到好影響與作用的大德之人出來治事，就代表文明出現。

而西方的文明一詞，來源于拉丁語“城市居民”，換言之，城市的出現是判定文明的首要標準。

為了給“文明”下一個世界通行的定義，1958年，在美國召開的“近東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上，擬定了三條文明判定的要素，分別是：

城市、文字和復雜禮儀（宗教）建筑

，得到了學者的普遍認可。此后，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提出了文明三要素的中國表述：

城市、文字以及冶金術的掌握和運用

。

按照世界通行的判定標準，西方國家將中國的文明起源定在了商代，英國《劍橋中國古代史》從商周時期開始寫中國歷史，美國發行的《世界文明史》中也說“

商代社會是見于歷史文獻的東亞最早的真正文明。

”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目前已經發現的最早的漢字書寫形態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的歷史，都被認為是傳說。

不過，西方這一“誤判”很快得到了修正。

2019年7月6日，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對良渚古城遺址申報項目進行審議表決，良渚古城遺址被正式納入世界文化遺產。這也就意味著，良渚文明得到了世界的公認：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江下游，曾經存在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

由于良渚文化的碳十四測定絕對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故而成為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自此，昔日那些質疑中國歷史只能上述到距今3000多年的商周時期的“異見”聲音，也徹底銷聲匿跡。

事實上，良渚的考古發現頗為不易。早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不久，良渚的精美玉器，比如代表中華玉文化的玉琮就曾隨著盜掘大量流傳于世，只不過當時的人都認為這是周、漢之物。清朝皇宮里收藏的玉琮，還被乾隆皇帝解釋為是玉質的“大車杠”。

直到1936年，24歲的年輕學者施昕更在整理杭州老和山出土遺物時，敏銳的發覺與其家鄉良渚一帶流傳的“石鏟”存在某種關聯，提請在良渚一帶進行考古發掘，并最終出版了5萬余字的《良渚》一書。遺憾的是，這位敏銳的發現者施昕更在1939年英年早逝，隨著戰爭的擴大，對于良渚的發掘和研究也被迫中止。

1954年，良渚研究重啟。考古學家梁思永將良渚文化判定為距今4000余年的龍山文化時期，稱其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