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后，時任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隊長的夏鼐，將良渚從龍山文化獨立出來，正式命名為“良渚文化”。

然而，包括夏鼐在內的所有國內學者，都認為良渚文化是春秋末期吳、越相繼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受到了龍山文化的影響，年代上限不超過龍山文化。

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1972年、1974年、1977年，國家對良渚文化4個地點的7處數據進行了碳十四測定，得出為公元前3300年，距今超過了5000年。

對此，夏鼐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認識：“

良渚文化的延續時間也達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當于黃河流域的河南仰韶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而開始的時代則要較早。

”

但相比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的面貌顯然更為發達，不僅有中國同時代規模最大的城址、水利設施，而且有著統一的精神信仰、分等級的墓地、原始刻畫符號（早期文字），進入了國家文明階段。

也正是有了良渚遺址的考古發現，中國5000年文明史得到了最有力的考古實證。

但值得一提的是，良渚古國在文獻記載中只字未提。我們不禁會產生一個疑問：“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說法由來已久，而良渚的考古發現也已經是1956年以后的事，碳十四測定結果更是晚到了1972年以后。

那麼中國人又是怎麼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有5000年的呢？

先秦史書對于國家文明的發端，說法不一，共同點是都把國家起源模糊指向三皇五帝，司馬遷在著《史記》時，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并將顓頊、帝嚳乃至堯舜禹等后世君王，都列入了黃帝的血緣譜系。

但此時仍只有世系，沒有年數。黃帝究竟生活在哪個時代？

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長安單安國等人提出了“

自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

”的說法，將黃帝生存年代設定在了公元前3706年。

無獨有偶，西晉學者張輔（東漢天文學家、數學家張衡后代）在評價《史記》時，也提出“

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

”，即張輔認為黃帝生活在距漢朝的三千年前。

唐

朝的

張守節

在

為《史記正義》寫序時

，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即

張守節

認為黃帝的生存年代在公元前2510年。

進入近代以后，民國學者呂思勉采取年表推算法，計算出黃帝年代，即：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時間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按照《漢書·律歷志》記載的“

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

”，“

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史記》記載的“

堯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

”，相加得出唐堯元年在公元前2231年，則黃帝生存年代當距今5000年左右。

而按照《竹書紀年》的說法，“

黃帝至禹，為世三十

”，“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按照每世30年粗略計算，黃帝到大禹所處時代大約間隔900年，則中國國家文明的歷史同樣是5000年這個時間節點。

所以，歷代以來學者雖然計算方法不一，但都把中華文明肇始時間指向公元前3000年前后。

這種巧合恰恰說明，“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說法絕非是某一個時期或某一個人的隨意猜測或杜撰，而是有著真實的時代框架的。

此后，隨著考古發掘成果的匯集，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相互佐證的“二重證據法”功效開始顯現。

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

出土了距今5300年的青銅刀；河南鞏義雙槐樹發現了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時代黃河流域大型城址群；湖南澧縣城頭山發現的古城距今超過6000年；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原始文字；距今4300年的堯帝都邑—陶寺遺址不僅有高等級的宮殿建筑，而且還有與軍事權力有關的儀仗用具。

這些都說明，中國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經出現了植根于氏族又凌駕于氏族之上的高等級社會組織，文字、城市、青銅器如同滿天星斗般散現在仰韶到龍山文化過渡階段的華夏大地不同聚落，而崛起于長江流域的良渚古城，更是成為集銅器、城市、文字、國家于一體的集大成者，邁入了文明的門檻。

由此可見，在良渚考古發現之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之說本身就是古人對歷史的真實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