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來看，劉墉無疑是一名合格的官員，而他對文字獄的態度，與其說是他為人不擇手段心狠手辣，倒不如說是在時代影響下的必然選擇。

古人的價值觀與現代并不相同，在那個皇帝就是天的年代，從小接受忠君愛國思想的劉墉自然也會采取這樣的做法，對他來說，檢舉藏詩只是自己作為官員應盡的義務，對皇帝無所保留，正是自己愛國思想的體現。

只能說，劉墉絕對不是電視劇中的那般單純和正義，但也不能將今天的價值觀強加在他身上，他在幾場文字大案中的所作所為絕對稱不上正確，卻也不能成為后人苛責的理由。

故而在今天，劉墉還是多以正面形象出現在觀眾的眼前。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滅絕人性的文字獄

劉墉的錯并不是他一個人造成的，歸根結底，造成這一切悲劇的源頭還是文字獄。

古往今來的統治者都曾做出過滅絕人性的事情，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也從來不缺少冤案，令人詫異的是，在清朝的文字獄下，沒有一個人是罪有應得，只有無數的冤魂和血淚。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個朝代都對前朝不太友好，在清朝的統治者身上，這種情緒發展到了頂峰，從清軍入關過后，許多人都打出了反清復明的旗號四處起義，反清復明四個字成了清王朝最大的夢魘。

直到19世紀，當時的清王朝在列強的炮火下已經奄奄一息，還有民間組織高呼著反清復明的口號。

因此，清王朝的統治者無不擔驚受怕，他們時刻擔心前朝會卷土重來，便對民間實行了非常嚴酷的控制，統治者不光想控制人們的行動，也想控制人們的思想，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文字獄就這樣誕生了。

文字獄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前后歷史140年，保守估計相關案件有200多起，而其中的每一起都牽連甚多，往往一個案件，就會牽連出成百上千的人。

而判定詩詞到底涉不涉及謀反，則全憑皇帝的主觀看法：1660年，“張晉彥案”成為清初第一場文字獄，而定罪的原因僅僅是因為順治皇帝在張晉彥的文章中發現了一句“將明之才”，皇帝皇帝解釋不通，索性不解釋了，便將張晉彥判為斬首。

雍正時期，有人檢舉時任江西主考官的查嗣庭居心叵測，檢舉的理由竟然是查嗣庭在出題時用了《詩經》中“維民所止”的這句話，因為“維民”二字從字形上看，意在削去“雍正”的頭。

舉報的理由就是這樣無厘頭，先人作《詩經》的時候，雍正皇帝的祖先只怕都還沒出事，但是這樣的一句詩還是觸及到了他敏感的神經，于是下令抄了查嗣庭的家，查嗣庭病死獄中，被戮尸示眾，他的兒子被處死，家屬也被流放。

有清朝官員在詩集中寫下“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一句，被統治者認為“居心叵測、狂誕成性”最終被判處斬首，詩稿一律焚毀。